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如何？
谁在真正推动中国创意产业向上生长？
中国创意产业的真实的产业图景是什么？
中国创意经济的未来风向何处吹？
从政府到民间，一股创意热潮正在涌动。当我们深入调查时，发现的并不全是信心：中国创意产业的前景无限，但目前却只能是处于“看上去很美”的阶段。
虽然我们无法全面解读中国创意产业，但我们选取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一份对创意产业的深度研究，同时还选取了北京798艺术区、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等多个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以及对创意产业一线实业家的采访，以期尽可能地勾勒出中国创意经济全景式的报告。
创意产业的前面还横亘着体制、资金、知识产权保护等许多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创意产业 看上去很美
本刊记者 薛童
在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消费支出中，无形的体验消费的比例在逐步加大，比如享受一种服务，体验一种快乐等等。反观，我们也会看到，生产一种无形产品的企业正在成为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部分，比如网游、动漫、出版、设计、软件、影视等等，即便是像汽车、手机这样具体的产品，决定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也已经变成了非功能型的设计和品牌文化，全球的领先制造商都已经把产品的设计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在技术趋同的情况下，设计正在成为决定该产品是否具有高附加值的核心。
这一改变的背后是人们对于无形的体验消费的需求增长和由此催生的创意产业的崛起。创意产业是指：源于个人创造性、技能与才干，通过开发和运用知识产权，具有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潜力的产业，包括广告、建筑、艺术、设计、出版、软件、影视等行业。
据统计，全世界创意经济现在每天创造220亿美元产值，目前创意产业已经是所有产业中增长最快的产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米建国在上海国际数字媒体与知识产权高峰说说上指出，经济和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变革——从工业经济时代到创意经济时代，而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新经济的新引擎。
为什么美国的大片、韩国的游戏、诺基亚的手机能够横扫我们的市场，而国内同类行业却节节溃败？为什么同类的产品我们只能赚取少得可怜的利润？竞争力和高附加值背后的推动力是创意和自主知识产权。
我们要走出被动，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核心是创造。其实，中国从来就不缺乏创意，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经济的崛起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
创意经济与国家战略
也许你会觉得创意产业在中国似乎是突然热起来的，其实不然，中国发展创意产业是一种产业转型必然的选择，而现在这一时机已经成熟了。纵观其他创意产业发展较早的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韩国，发展创意产业都是传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转型。
20世纪后期，发达国家已把制造业视为低层次、低效益产业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衰落，以文化大国自居的英国开始意识到创意产业的重要性，着力推动创意产业的迅速发展。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经济陷入困境。为了重振经济，政府开始重视产业多元化发展，并将目光投向具有低消耗、高利润、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上。
在国内较早研究创意产业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到“十一五”阶段，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已经差不多到了极致，接下来的发展就是要从制造提升到创造，经济的下一个增长极，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自主创新。而创新离不开创意，自主创新从技术上讲是创新，与文化结合就是创意。
当然，在挑战的同时，机遇也不期而至。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副所长陈少峰教授认为，在解决了温饱以后，我国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逐年大幅度增长，如何满足文化艺术和娱乐需求，如何通过发展创意产业和进行文化创造，提升设计水平和增加其他产业产品的高附加价值，这是一个前途美好的事业。
另外，目前，一般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不包括旅游和软件）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约为6％～12％左右（有些国家统计方式不同），我国目前是3％上下，相比之下，我国创意产业的潜力很大。
王德禄进一步指出，在发展创意产业方面中国的有非常强的优势，因为创意产业与文化密切相关，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都是我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所以我们会看到，日韩包括美国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都会在中国寻找一些元素来进行商业化的包装，比如迪斯尼改编的动画片《花木兰》。
在王德禄看来，中国的现阶段不再是引进学习为主，而是在开放学习的同时进入到“创意、创新、创业”的时代。中国要想和平崛起，要想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发展创意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中国人要在世界上表现自己的个性，要把自己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结合起来。
同时，从现阶段来讲，中国发展创意产业，也是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关键。因为创意有了很强的经济功能，创意和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已经起主导作用，发展创意产业，中国的创造能力就会大大增强。
而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发展创意产业早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国家战略。日本人喊出了“独创力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口号，韩国人贴出了“资源有限，创意无限”的标语，美国人写出了“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的格言。
在我国最早倡议创意中国行动的文化部市场司网络文化处处长柳士发也提出，应当把创意产业作为一个国家战略产业加以对待，把创意资源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资源加以管理，制订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引导创意产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为新经济、新文化在中国的崛起创造条件。
他认为，只有引导当代中国从学习经济时代走向创意经济时代，从学习文化时代走向创意文化时代，实现从以学为主向创意第一的战略转变，才能实现中国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而且要将富有创意的产业环境和富有创意的生活氛围融为一体，使人们既能创造性地工作，又能创造性地生活，让创新不仅成为人们的一种生存方式，而且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
创意产业发展趋势
韩国找到了自己发展创意产业的路径，确立了设计、网游、动漫、影视等发展道路，那么我国应该走怎样的创意产业发展之路，要确立我们的发展方向，首先要了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原动力以及现阶段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趋势。
研究显示，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的出现与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首先，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精神性的消费需求得以大量的释放，这些消费包括出版、艺术、快乐体验等等。其次，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必须建立在信息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比如大众传媒技术的广泛出现和发展。信息技术一方面提供了文化得以产业化的手段，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发达也激起了文化的大众化消费热潮，进一步又刺激了文化的产业化进程。第三，高度个性化的创意产业领域，一方面需要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想象力，另一方面也高度依赖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手段，只有在虚拟的空间里，才能真正比较自由地实现“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个性创意境界，虚拟技术的普及，正好与个性化的消费时代合拍，真正实现了个人生产、个人沟通、个人消费的三位一体。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胡戈创作的一个小小的《馒头血案》就能引发一场空间的网络热潮。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超级女声现象、盛大网游缔造的传奇、网络歌曲创造的巨大产值等等。在这些看似以内容取胜的例子中，其实背后都离不开科技的发展。
对此，王德禄有更深的理解，他表示：创意是让科技走向市场的催化剂，科技和创意结合的部分是创意产业最好的生长点，比如现在以内容为主的游戏、网站、搜索等等，基本上都是。把科技当作手段，以内容撬动消费者的心灵，把科技和文化结合，是创意产业核心的东西。
虽然，科技与文化结合不是创意产业的全部，但却是创意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领域，或者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发展机会。韩国为什么确立了发展网游的战略，因为他们看到了互联网发展所带来对于内容的需求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事实证明，韩国因为抓住机会适时发展网游，从而占领了该行业的制高点。我们要发展创意产业，也必须认清和了解科技与文化结合发展的趋势，以及我们的优势。
目前，我们国家的手机用户居于全球之首，也正因为此，我们在手机彩铃、短信等移动内容方面在全世界也走在了最前面，而随着这个平台的不断扩大，意味着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国的网民也在迅速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可能就会是下一个最大的创意产业的平台，互联网的出版、教育等产业将会是创意产业下一步发展的一个亮点。
如何发展创意产业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56届柏林电影节，中国导演张元的新作《看上去很美》获得了艺术创新奖，而用这部获得创新奖影片的片名来形容我国目前的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前面提到我们发展创意产业机遇和优势，在这里还需要更进一步地指出的是，我们发展创意产业还面临诸如产业链构建、人才的培育、资本扶持、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文化资源打破垄断等等问题。就目前来看创意产业对于我们似乎还处在“看上去很美”的阶段。
如何让“看上去很美”成为真正的美，实际上要解决的是怎么发展创意产业的问题。
其实，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创意，我们缺乏的是把创意运作成一个产业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很多方面，在王德禄看来，其中最缺乏的是天使投资。
创意产业不同其他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很多创意往往是掌握在个人的手里，而不是某个公司，但是因为缺乏资金支持，这些创意就永远只能是一个创意，无法变成一个产业。
因为整个社会对于创意的认识不足，所以长期以来缺乏对于创意的资金支持，尤其是最开始的天使投资。王德禄指出，这里所说的天使投资实际上是把一个想法落实成一个创业计划的初始资金。不过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民间自发的操作。
王德禄所长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同学从盐湖城过来，他说他们有一个工程师协会，五六十个人，两个星期聚会一次，谈论各自的创意想法，在他们的协会里面有很多的投资商和老板。每半年都有百分之三十的人不来参加，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支持其创意的资金。”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我们民间自发的创意应该很有启发，但毕竟只是个案。要推动整个社会创意产业的发展，还是要靠更广泛资本的大力扶持，包括政府的支持力度。
除去资金，王德禄还指出，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也需要有更大的创意。在我国，对于相当多的政府来说，手里有很多的资源，但是并没有开发和利用好，中国的改革还没有改到事业单位这个层面，包括博物馆、影视等文化单位。只有体制、管理、政府官员的创意意识和市场经济的操作手段的到位，创意产业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
对此，陈少峰也有同感，他强调，体制问题是关系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体制不放开，就没有办法让创意产业规模化。而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都需要规模化，都要产业链。
陈少峰指出，发展创意产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文化生产力。如民营出版在过去的十年，占据了整个出版业的半壁江山，但是依然受到很多的限制。而原来事业体制也同样造成了人才的匮乏，因为事业单位不是商业化的，所以导致既懂内容有懂市场的人才很少，，发展创意产业还要从教育入手，培养面向市场的创意人才。
体制的问题还制约创意产业链的发展，因为就现在的体制环境下，媒体还没有办法进行跨媒体的运作，报纸、电视台、出版社相互分割，不能实现资源整合和资源优化。
在媒体领域实现跨媒体的改革。比如可以通过电视产业集团来兼并或创办新闻出版企业、网络企业，实现跨媒体经营，为体制改革做必要的有限的尝试。同时，对于一些可以市场化的领域，尽量进行市场资源的配置，避免或打破国有企业新的垄断。
陈少峰同时指出，在体制外，盗版则是制约创意产业发展的另一重大问题。盗版具体说是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会让创意产业失去发展动力。
中国创意 产业地图
2006年是我国第11个5年计划实施年，在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各省市及部分中等城市在“十一五”期间都十分重视创意产业的发展，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城市相继制定了与创意产业相关的规划和计划。
近年来，我国创意产业也有很大发展，上海、深圳、成都、北京等地积极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正在建立一批具有开创意义的创意产业基地。
上海是我国创意产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据统计，目前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已经占到全市GDP的7.5%。2005年4月，上海市首批18家“创意产业集聚区”由市经委正式授牌，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家各类设计创意企业入驻在这些园区内，集聚了1万多名创意人才，为上海开创了一个新型的充满无穷潜力的新产业。
上海黄浦区，利用豫园的旅游资源，成立了上海市工艺品旅游纪念品设计展示交易基地，如卢湾区“8号桥”、广告湾、泰康路艺术街等综合性体验经济园区和以创意设计产业为主的创意产业基地；静安区昌平路990号和1000号，上海市新型广告动漫影视图片产业基地；徐汇区，依托周边高校，建立“创意设计工厂”、“乐山软件园”和“虹桥软件园”等；长宁区，天山路时尚产业园，以时尚艺术、服装设计、品牌发布等为主要特色；普陀区莫干山路50号，入驻了60多家画廊和艺术工作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春明文化都市园区”。
北京地区创意产业起步虽晚但进展很快。六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初步成型：1.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以图书城地区为中心，总占地面积9.89公顷，辐射北京大学科技园、清华大学科技园、人民大学文化产业园、北太平庄动漫画设计中心和甘家口地区建筑创意设计带。2.北京数字娱乐示范基地，是科技部批准设立的四个数字娱乐产业基地之一，位于石景山CRD，已有吸引数十家数字娱乐企业入驻基地。3.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位于大兴区魏善庄镇，通过“三个中心，两个平台，一个世界”，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和适合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4.东城区文化产业园。由歌华集团整体运作，建设北京动漫网游研发制作中心及版权贸易和进出口交易中心。5.朝阳大山子艺术中心。位于北京朝阳区大山子地区，已成为中国艺术和时尚地标之一。6.德胜园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包括设计技术、材料展示、交流培训、机构培育、基础研究等五大功能板块。
国内其他几个的城市也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深圳作为中国最崭新的城市，有着最年轻的人群。目前深圳的创意产业主要包括由设计而衍生的系列产业，印刷、动漫、建筑、服装等；近10年来，深圳设计师几乎获得世界所有的顶级设计赛事和国际展览的奖项。深圳的目标是“创意设计之都”。
长沙的创意产业基础较好，《超级女声》的成功证明了长沙娱乐电视业对于电视节目的创意翻新。除此以外，蓝猫销售着近3000多个品种的衍生产品、长沙卡通艺术节开幕、金鹰卡通频道开播，这一切也说明长沙的创意城市特色有着独特的地位。
杭州创意产业的标志是该市最大的设计联盟——LOFT49，这片运河边近万平方米的旧厂房汇聚了17家艺术机构。
［资料来源：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798艺术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与当年美国纽约苏荷区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
灵感，来自“798”
本刊记者 周红玉
李象群说，他没课的时候更喜欢待在“798”的工作室里，这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邓小平广安塑像及现代文学馆巴金雕像的创作者，从2003年起就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的798艺术区内租下了自己的工作室——0工场。
而类似于“0工场”这样的工作室，在798艺术区内大概有几十家，加上随之而来的文化公司、画廊、酒吧、餐馆等，入驻这里的各类机构已经不下200家。就像李象群说的，“这里已经自然形成了一个小气候，同行聚合，我们在这里更能找到创作灵感。”
从2002年大批的艺术家聚合到798艺术区以来，这里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民间自发的状态，既没有政策、资金扶持，也没有政府部门干涉。“但是今年年初北京市人大开会时，我突然听到‘798’被列为了北京市创意产业基地。”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的李象群介绍说。
在今年北京市两会上，创意产业成了绝对的热门词汇。1月15日，在市发改委向两会代表下发的材料中，798艺术区被列为北京已形成的6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
对于798艺术区被列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一事，李象群表示：“政府能出面，这应该是好事，但问题是政府该怎么管，现在还没有具体办法出来。”
李象群的这种心态，代表了目前798艺术区内大多数艺术家的态度，他们和所有关注“798”命运的人一样，都在期待着“798”能有个更好的未来，而艺术家们则能继续在这里找到创作的灵感。
从旧厂房到艺术区
2003年美国《新闻周刊》“首都风格”评选中，中国北京成为前12个城市之一，首当其冲的理由就是“798”的空间重塑了北京的新风格。《纽约时报》将“798”和10年前曼哈顿的苏荷区（SOHO）相提并论；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2003年11月到北京，特意前往798工厂，并在那里用700美元买下了延安民间艺术家王文海的一件雕塑。欧盟文教委员维维亚娜·雷丁在参观完“798”的10家艺术家工作室后说，“这些厂房本身就承载着历史，艺术家的创意和工作赋予了它更多的内涵。在北京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个城市也在非常努力地探索怎样保持自己的特色。”
而这个聚集了大量艺术家，现在被称为798艺术区的地方，以前更多地被称为718联合厂，是聚集了797、718、798、707、706等几个工厂的厂区。这个厂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前苏联援建、原民主德国负责设计施工的包豪斯建筑风格的轻工业厂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许多关键元件、重要零部件就生产于此，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产品不能适销对路，这里的工人大批下岗，各厂均出租部分闲置厂房以渡难关。李象群说，那个时候他们一批做雕塑的人就开始在这里进行创作，“这里的厂房空间大，离市区也不远，租金又不贵，很适合我们做雕塑的。”李象群在谈到最初来“798”的原因时表示。很快，“798”就在艺术圈中有了名气，大批艺术家冲着这里宽敞的空间和低廉的租金，纷纷租下一些厂房作为工作室或展示空间。“798”艺术家群体的“雪球”就这样滚了起来。798艺术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与当年美国纽约苏荷区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
而“798”真正引起外界关注，则缘于2003年这里发起的一个大型活动——“再造798”。活动当天，各家艺术机构都在自己的空间内办展览，来了观众两三千人，规模空前。从此，“798”声名鹊起。
其实，远在“798”之前，北京就出现过圆明园、宋庄画家村，但最终真正被公众认可的只有“798”。说起其中的原因，李象群认为：“这里原来是大型厂区，不存在占用农业用地等问题，整个厂区相对于外界社会又比较隔离，客观上对艺术区的形成起到了保护作用；而且这里的包豪斯厂房本身就有极高的建筑价值，对于艺术家来说，在这样的空间里工作更容易启发创作灵感；再就是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主流的当代艺术家入驻这里，而不象宋庄，更多的是聚集了一批边缘化的‘北漂’群体。”
目前，在“798”艺术区中入驻的艺术家，有的曾就读于国内知名艺术院校，有的曾在海外留学多年，还有德、法、英、日、意、新等国外艺术家。例如知名作家、作曲家刘索拉，著名的北京“胡同游”策划人；摄影家徐勇，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端《星星美展》的发起者之一黄锐；著名传媒人、章士钊的外孙女洪晃等。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各自领域中的活跃人物，有着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这里已经成为让中外艺术界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窗口，成为一个交流互动的艺术平台。
此外，与其他的艺术村落大多局限于画廊的情况不同，“798”汇集了众多当代艺术门类，绘画、雕塑、环境设计、摄影、精品家居设计、时装等，此外还有众多的画廊、展示空间、咖啡馆、酒吧、餐厅。而这样自由开放的多样化格局正是一个艺术区生命力的体现，李象群说没事的时候他会整天待在“798”，因为在这里比学校更能感触到当代各种艺术思潮的脉搏。同时李象群也感慨地表示：“可惜的是，已经有一些艺术家不得不离开了这里，因为越来越贵的租金让他们难以承担。”
谁的“798”
“798”的迅速升腾，首先带动的就是地价上涨，住在这里的中国互动传媒集团首席执行官洪晃说，“798”一共6万多平方米的土地，现在真正被艺术家开发的只有2万平方米。随着“798”的发展，这里的租金从原来的每平方米每天0.6元一路涨到了2元。很多承租人租了地方并不开发，也不做文化事业，而是囤积起来等着涨价。很多文化创意“小作坊”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房价，只能迁出“798”。
之前还曾屡次发生过“798”土地产权所有者七星集团想收回土地进行地产开发的事情，这就意味着这里聚居的艺术家们必须迁出。直到2004年7月，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市长王岐山等先后对“798”进行过明察暗访，并形成了谨慎的积极态度后，798艺术区才得以保留。而这次“798”又被北京市规划为了创意产业基地，说明其作为艺术区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肯定，艺术家们至少不用担心这里的土地会被用作房地产开发了。但同时，涨了三四倍的租价，又成了困扰他们的另一个难题。
李象群说，“艺术区因艺术家的参与而兴起，但是随着租金的提升，最先被挤出艺术区的可能也是艺术家，美国纽约的苏荷区就是一个先例。”
苏荷区在艺术家进驻前，是一个租金低廉的普通街区。随着艺术家的进驻，这个区域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画廊和品牌店，成为纽约昂贵的画廊区和时尚消费区，最终带动了当地的房地业，房租开始与曼哈顿岛一般公寓的房租比肩，成为有品位的中产阶级喜爱的时髦之地。至此，纽约的苏荷区从艺术中心，演变成了昂贵的商业中心，而艺术家们由于无法承担高额的租金被迫迁出该区。
在谈到这些时，李象群表示：“这其中的矛盾是很难协调的，而在对待艺术区的态度上，各国的做法也都不一样，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实单靠一个艺术区或创意产业基地，是无法支撑一个国家的当代艺术产业的，还必须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的一些政策倾斜来扶持，以及博物馆收藏和学术评价体系的介入。”
有消息说，在“798”被确立为创意产业基地后，北京市政府、朝阳区政府、酒仙桥街道和七星集团已经组成了联合工作小组，负责对“798”的规划和管理工作。在谈到艺术家们如何看待政府介入“798”的管理时，“798”最大的展示空间“时态空间”的主人、摄影家徐勇表示：“很矛盾，一方面希望这里能有人管理，另一方面我们也十分担心政府管得过度会让艺术区失去活力。”
798艺术区内的艺术家大部分抱着和徐勇一样的矛盾心情。李象群表示，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应“少管理，多服务”。比如园区内的公共设施一直没人管理，甚至连公厕也没有，而要将“798”建设成一个成熟的创意产业基地，完善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必须的，他希望政府能在这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而不是对艺术家进行太琐碎的管理。因为创意产业有自己的规律，只有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才能激发创造性。
第三极创意中心的建立和海淀图书城的改造拉开了重树中关村文化地位的运动
中关村文化重塑
本刊记者 薛童
在网络上备受网民喜爱的卡通形象“空空”现在多了一个身份——第三极书局的吉祥物。据了解，第三极书局是目前国内惟一使用卡通形象作为吉祥物和代言人的书业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举动。
中关村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欧阳旭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已经向艺术家熊文韵的彩虹kongkong工作室投资，目的是扶持这样的创意，使之最终能够实现产业化发展。“空空”作为企业形象代言人的出现可以说已经向产业化发展上迈开了一步。
2005年5月28日，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挂牌成立，中关村文化股份将具体实施这个基地的核心区—海淀图书城及基地的旗舰项目—第三极创意中心，并组织运营。按照规划，第三极创意中心将形成创意产业的企业聚集、产品消费的复合业态，第二步将完成海淀图书城地区的创意产业企业聚集和产业置换。
培养和孵化更多的“空空”是该基地成立的初衷。
海淀图书城再造
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的建立和海淀图书城从兴盛走向衰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海淀图书城可以说是北京图书文化市场的一个地标，那里汇集了全国各地优秀书刊，成为当时北京首屈一指的购书场所，还被冠以“中国图书城”的美誉。但是随着北京图书大厦等新的图书市场的兴起，多年来一直延续原有以出版社为主体的销售模式的海淀图书城，因为品种单一、同质化等问题逐渐走向衰败，现在的海淀图书城几乎是名存实亡，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自由市场，充斥着各种小店，已经丝毫感觉不到这里曾经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图书城。
我们知道，在海淀区的中关村周边，集中了北大、清华等68所高校和200余家科研院所，数千家高科技企业，这里不仅汇聚了科技经济，同时也蕴藏着丰富文化资源。
如何让这一资源充分地整合开发，实现海淀文化的整体升级换代。具体的方案落在了对海淀图书城的改造上。
中关村文化股份公司承担了海淀图书城的改造的具体运营。这是一家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由中关村大管委批准“中关村文化”名称的股份制企业，由原中国海淀图书城建设开发管理处改制而成，其中国风集团（欧阳旭自己的公司）是最大的股东。这家有着政府背景的公司的成立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就是要承担对海淀图书城的改造。海淀图书城地处北京西北四环交接，已经发展成为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这样的一个美差很多地产商都趋之若鹜。是什么让海淀区政府选择了国风集团，选择了欧阳旭？
“当区政府要在现在第三极的位置起一座楼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正牌房地产商来运作这个项目，因为海淀缺的不是一栋商业物业，而是一种能够把图书城盘活的业态。”欧阳旭说，区政府觉得“国林风能在个破地下室把书店做好，证明他们有能力，而且懂得图书城应该怎么弄。”
欧阳旭赖以起家的国林风书店就在海淀图书城昊海楼的地下室，这家书店可谓见证了海淀图书城从辉煌到衰败的过程。而不久的将来，这家在北京赫赫有名的书店将会迁址紧邻昊海楼新建的第三极创意中心，升级为第三极书局。按照欧阳旭的规划，第三极书局将会成为北京市最大的零售书店。
重新认识文化的价值
对于整个图书城的改造，中关村文化股份提出了一个新的主张，就是重新认识和发现文化的价值，并且以消费的形式来传播文化。
欧阳旭介绍，在第三极创意中心12层到20层是写字楼。B1到11层是文化主题商场，有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组合，但是又不同于任何传统的百货商场，主要以各种文化创意产品消费为主，欧阳旭把这称为一种复合业态，我们注重给消费者提供的是一种文化体验消费。据了解，目前已经进驻的第三极的有御茶膳房、日本纸艺、印象民族、可口可乐概念店、匠心坊、钛度空间等几十家颇有创意的商业企业。
同时，欧阳旭还介绍到，在第三极还会有预留大量的展示空间，可以定期举办创意产业作品展示和为创意阶层提供聚会，并且在展示的同时进行售卖。按照欧阳旭的设想，在第三极创意中心，应该实现创意、商业、企业的互动。并且希望能够通过文化消费带动创意产业的发展，把第三极打造成创意产业的聚集地。
第三极作为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除了商业和企业两大主题以外，营造一种创意的环境外，还要承担创意产业孵化器的功能，为创意企业提供一个发展的平台。创意产业特点是：普遍都是中小型的产业企业，企业财富的积累处于初期，但是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和很好的市场前景，对金融机构的支持需求迫切等。这就直接导致创意产业企业的需求：对租金的接受能力出于中等以下水平，希望有一些政策扶持如税收的优惠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创意产业属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所以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需求极为迫切。
基于这样的需求，欧阳旭告诉记者，他们和政府、金融机构、知识产权局等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希望集合力量形成一个真正有利于创意产业发展的平台。据了解，目前中关村文化股份已经和海淀建设银行达成合作协议，为创意产业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另外，中关村文化也正在与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局等单位接触，建议将其引进第三极，建立“创意产业服务中心”。
但欧阳旭也坦言，就目前第三极所处的位置，已经是寸土寸金，整个第三极的投入高达8个亿，在商言商，企业不可能承担过多的责任，“我要对我的股东负责”。如果政府不给一些具体的扶持，中小创意企业是没有能力进驻的。如果这样，培养和孵化更多的“空空”的初衷将很难变成现实。这一矛盾不仅是摆在中关村创意先导基地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我们在发展创意产业中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命题。
一个民营企业家如何把博鳌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变成会展胜地，这似乎是个谜
本刊记者 薛童
达沃斯因世界经济说说而知名，嘎纳因国际电影节而知名，而中国海南的博鳌则因亚洲说说而闻名世界。
创意产业最大的魅力也许就是，它往往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创造奇迹，海南博鳌就是被创造的奇迹。如果不是被称为“博鳌之父”的蒋晓松（博鳌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在博鳌促成了亚洲博鳌说说，也许这里至今依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
蒋晓松说，如果单独来看博鳌的海、江、山、水不是最美的，但是它的综合指数是最高的。博鳌的独特气质似乎与蒋晓松身上同时兼备艺术家、企业家、外交家的素质有着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默契才最终造就了现在的博鳌。
发现博鳌独特的魅力，并赋予博鳌以灵气，将博鳌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镇变成一个享誉全球的地方，可见蒋晓松独具艺术家的眼光，
在海南地产泡沫破灭以后的萧条时期，以企业家特有的胆识坚持下来，并且不随便卖一分一毫的土地，保持了博鳌的统一完整性，彰显蒋晓松企业家的投资魄力，
成功游说国际政要并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凸显蒋晓松外交家的智慧。
一个民营企业家如何能够促成由亚洲各国政要参加的亚洲说说，又如何把博鳌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变成一处会展胜地，这里面一定包含了太多的故事。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萌发要在做亚洲说说的？又为什么选择博鳌？
蒋晓松：我1989年底第一次去海南，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博鳌，选择了博鳌。刚开始我是想把它作成亚洲最好的旅游度假区，后来觉得仅仅是旅游度假区还不够，又出现新的目标和更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澳洲前总理霍克等重要的朋友一起推动了亚洲说说的成立。
记者：能否谈谈你和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夫妇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夫妇等这些国际知名人士是怎样的一个渊源？
蒋晓松：是命运的安排。最早的时候，我从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那里得到一些想法，后来又和霍克商量。他们俩一开始并不认识，分别是我的朋友，我把他们俩同时请到博鳌，然后看了现场再具体琢磨。
我把他们请到博鳌实质上当时应该是有意识地把博鳌做成一个对地区、对社会更有意义的构想，这两位也是分别带着这个意愿和想法来到博鳌的。
还有几个人在这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现在海南省委书记汪啸风。我记得，当年我陪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夫妇一起到海口，汪啸风省长宴请他们，就已经有了亚洲说说这个设想。霍克夫妇是由当时的海南省委书记、现在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宴请的，然后，我邀请他们一块到了博鳌，他们的第一次握手是在博鳌，是1997年7月28日。那天，打完球，我们在一个人工建成的小岛上面烧烤，晚上谈到很晚，两位前首相总理和他们的夫人就住在我的职工宿舍里面。
记者：那么从这以后博鳌亚洲说说的整个推进运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蒋晓松：细川和霍克在博鳌相聚之后，觉得力量单薄一些。1998年，我们把亚洲说说这个信息传达给当时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他的任期到7月份满。那年9月，我们一行到了菲律宾，三位前首相总理共同在菲律宾马尼拉做了博鳌说说的宣言。1998年之后，霍克先生给当时的江泽民主席写了关于博鳌亚洲说说设想的一封信，同时也给汪省长写了信，都附上了马尼拉宣言。1999年10月，现在的总书记、当时的副主席胡锦涛接见了拉莫斯、霍克、汪省长和我，对这个设想表示了作为东道国的支持。
胡锦涛提出，亚洲说说这个设想很好，但是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反应会怎样。针对这个课题，2000年11月下旬，我们召开了博鳌亚洲说说的专家会议，参加会议的二十几个国家的专家都很激动，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所有亚洲人能会聚一堂，这实际上是十年以前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曾经想做的一件事情，今天中国做成了。一个国际性会议的总部放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
就像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但它并不是美国政府的一样，博鳌亚洲说说是属于整个亚洲。亚洲这个概念至今为止是一个空白，ＡＰＥＣ是亚太的概念，东盟是东盟各国之间的，亚洲在半个世纪以前有过一次万隆会议，却是一次性的会议，而博鳌亚洲说说是定址、定期召开的一个会议。
2001年2月27日，博鳌亚洲说说正式成立，2002年举行第一次年会。
记者：你说博鳌有它的特质，请问这种特质是什么？
蒋晓松：从政治外交方面考虑，海南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很中性的岛，如果我们说北京亚洲说说，那其他国家都不愿接受，而海南的博鳌谁都不知道，博鳌亚洲说说各国都能接受。另外，本人又是个无党派人士，博鳌控股是一个民间企业组织，很中性、公正，大家也容易接受。
从地形地貌来说，海南是一个岛，四面是海，沙滩不稀奇，而博鳌是江河湖海都有，有三座山、三个岛，还有海南最好的温泉，水温最高，水量最大，像这样一个地貌在中国地图上没有第二个，在整个亚洲也很难再找到。走出亚洲像博鳌这样的自然景观，一个是在美国佛罗里达，一个是墨西哥的坎昆，还有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博鳌41.8平方公里的地域是一步一景，如果从地产开发的角度来说，博鳌几乎没有不好的地。
记者：你怎么看亚洲说说和博鳌的关系？
蒋晓松：讲博鳌实际上是三个概念，博鳌水城是一个地理概念，博鳌亚洲说说是第二个概念，第三个概念是博鳌控股，它是博鳌水城的建设者、博鳌亚洲说说的保姆。
记者：博鳌控股是否拥有整个博鳌土地开发的权利？
蒋晓松：是，41.08平方公里属于博鳌控股，晓奥公司是博鳌控股第一大股东。
记者：博鳌控股取得博鳌土地开发权的条件是什么？
蒋晓松：通常一些开发区都由半政府性质的开发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在博鳌有点不一样，是由博鳌控股统一进行开发管理。这是海南省对博鳌控股和我们几个开发者的信任，也是一种补偿。现在，国内有很多开发失败的例子，我们是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招商“三统一”具备了管理者的基本条件。
在具体运作中，我们要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以项目带土地，这个条件很优惠。在博鳌，我用的土地80％～90％都是荒地，我的高尔夫球场是用一个无人岛建立的。这个方面我挺聪明的，有点石成金的本领。第二，设定投资开发年限，规定多少年之内投资量要达到多少，这样既能保证开发进度，把区域做起来，又能避免过度开发。当然，公路、基础设施等外围建设都是政府的事，里面都是博鳌控股的事。
记者：你常把博鳌比作自己的一个作品，你如何评价这个作品？有没有完成？还是在不断完善？
蒋晓松：应该说还没有完成，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完善”这个词用得挺好。博鳌已经是一个看起来很不错的东西，但很不错的东西也会落下败笔。
记者：有哪些遗憾的地方？
蒋晓松：有很多值得反省的，一个人的局限很大，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觉得这不够，那不周到。
记者：你是个完美主义者？
蒋晓松：是的，我要尽可能做到完美，所以老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记者：如果让给你的这个作品打分，能打多少分？
蒋晓松：综合考虑我想应该是及格的，如果分开说，亚洲说说得分应该高一些，博鳌水城可能要低一些。建设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有的时候，过于重视硬件建设也是不妥当的，只有软件建设显然也是不够的，这两者的平衡很难把握，硬件方面有不妥当，软件也是有很多值得反省的地方。
当大多数地产商在寸土寸金的地块上争相竖起比邻的高楼大厦时，“非中心”以颇为另类的姿态出现
王永红 地产创新先锋
本刊记者 朱秀亮
当鼓励“自主创新”的声音越来越高的时候，地产界一致认为创新是这个行业最需要的语汇。但说归说，做归做，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循规蹈矩者比比皆是，大胆创新者了了无几。
当大多数地产商在寸土寸金的地块上争相竖起比邻的高楼大厦时，“非中心”以颇为另类的姿态出现，多少有些惊世骇俗，在为人熟识的高层密集型的商务办公环境中确实卓尔不群。
事实上，在低密度花园式办公环境的“非中心”的背后潜藏的是其缔造者中弘集团总裁王永红敏锐的目光和超人的胆识。创新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进入地产界时间并不长的王永红，以“非中心”展示了其在地产商业领域超人的胆识。
在其他人还在城市中心区为写字楼的高度密度等设计费尽心思的时候，王永红取道“非中心”，显示的不仅是建筑、地产、商业方面的眼界，更多的是其对于一个城市规划的远见卓识。
紧跟城市规划的理念
王永红谈“非中心”创新意义时首先强调的就是“紧跟城市规划”。他说：“我们项目的选址是与‘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北京城市新规划不谋而合的。”
北京的城市格局在未来的规划中体现“多中心”的思想，多中心涵盖的意义就是要建很多新城，就是需要每个中心不是单纯的居住或商业功能，而是要有居住、商务，包括未来的商业、文化、教育等等综合的功能。
近二十年的发展，北京形成了CBD、金融街、中关村三大传统写字楼商圈的城市建筑的主要风貌。办公区域以“火柴盒式”的建筑丛林为主，绿化非常稀缺。“这些都显示出北京目前建筑格局亟需重新规划，重新建设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花园式办公区域。”显然，王永红抓住了这个与城市发展相契合的机会，实现其在地产界创新的理想。
王永红说：“北京要满足人口的增加、城市的扩展，要把功能整体来分散，最后的目的要达到一个均衡的配置，这可能就需要五个类似于CBD、金融街这样的城市中心，或者十个，甚至一百个。而‘非中心’项目正是满足这个城市发展趋势需求而建的。”
由此也可以明白，“非中心”并非无中心，非中心正是实现多中心未来发展趋势的新商务模式，正是满足城市规划的创新之举。可见，多中心的意义很值得地产商们继续挖掘。
定福庄板块，属于新北京城市规划中重点建设的东部次中心区域，是城市十大边缘集团（城市次中心）中重点建设的区域。同时，定福庄区域正好位于“两轴———两带———多中心”规划中，东部产业轴和东部产业带的交汇点。分担重要的城市职能；板块重点培育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传媒文化产业。这些产业使定福庄板块具有了明确的产业方向，同时，这些新兴的城市产业也使区域发展能够保持持续的发展活力；板块内住宅、商务、商业、其他配套设施规划全面合理，能够充分形成多态综合，互动发展的效应。避免板块畸形化单极化发展，为“非中心”经济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中弘在拿到定福庄的地块时并没有急于开发项目，而是在城市规划的前提下，审视其地理位置、区域的商业、产业特征、人文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王永红亲自出国考察后，才决定开发“非中心”项目的。
从国外看，办公环境多元化已经形成。在美国和欧洲的城市中有30%至50%的商务办公环境是低密度花园式的。在一些国际性大城市，商务花园都是最重要的办公物业品种，60%的大企业都拥有自己的商务花园。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美国硅谷。
考察后，王永红认为，北京的商务需要“非中心”的生态环境。他说：“低密度商务花园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和城市的规划、功能密切相关。北京作为特大型城市，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具有天生的象征意义和示范效应，随着企业的发展和新经济形态的不断涌现，这种集生态型、创意型、独立型、智能型为一体的商务花园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也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中心是城市功能性项目，它填补了城市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功能空白，这是它对这座城市的贡献。
让低密度形成诱惑
是不是传统的商务中心区才是最佳的办公地点？是不是高耸的写字楼才具备一流的办公环境？商业和商务地产能否和住宅规划一样出现多元化？
地产界做此思考的人不在少数，但只有中弘集团总裁王永红真正行动起来，他将创新思想带到商务产品运作中，以低密度商务花园叫板传统写字楼。
2005年4月份亮相的非中心是一个商务花园，规模将近600亩地，建筑面积将近50万平米。项目列为2005年市政府的60大重点工程之一。而“非中心”自亮相以来，不只引起业内关注，也吸引了众多客户的青睐。
当人们对“非中心”的品牌名称已经不再陌生的时候，开始有更多精力关注其独特的内涵。
在非中心“工作并快乐着”，这是“非中心”希望实现的。“非中心“倡导扁平化、生态化、综合化、个性化的全新办公模式。另外，它的物业形态也有特殊性，是一个另类的办公楼物业形态，不同于传统的高楼大厦，有着低层、低密度、低容积率、高绿化率“三低一高”的特征，这种形态就是商务花园。
城市需要有这样的商务形态实现其多中心的规划，企业也需要这样的办公环境。“非中心”的内在正是倡导全新的办公模式的物业形态。在项目一期招商时，“非中心”对入驻企业进行统计，大概有十个行业，分配比例很平均，例如有维维豆奶上市公司，同一首歌的剧组，一些设计公司和一些以前在CBD的国外公司，行业跨度非常大。
王永红说：“实现低密度办公需要具备几个大的条件。第一，交通要发达，因此所选区域要符合城市规划的扩张的区位，就是一定是在新城区的板块内；第二，周边的居住住宅、商业、教育周边配套比较多，一定是城市的一部分，不是独立存在的；第三，市政设施、通讯、网络系统等等方面都要能到达。”
位于朝阳北路、定福庄区域的“非中心”刚好满足这样的条件。而且位于CBD与通州新区之间，优越的位置将是其形成东部地标的先天保障。
形成地标的理想
王永红的自信不仅来自于他对北京城市政策规划的准确把握，对商务花园产品的深入研究，还有他踏实的为人作风。进军地产业折戟沉沙者大有人在，而“非中心”项目的成功建设完全体现了王永红在企业品牌化战略的运作与带领专业化地产团队的能力。
现在，“非中心”作为前沿产品，已经领跑北京乃至全国商务地产的发展，而王永红对“非中心”阐释的观点，“低密度生态商务办公”理念，“城市发展运营商”的理论，也成就了他在地产业创新先锋人物的地位。
“非中心”进入销售期，王永红又一次出国考察。这次他作出预测，在5年之内商务办公形态会有很大的变动，将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传统的写字楼将分化到商务花园里面去；未来5年内，至少20%以上的企业是在商务花园里面办公的，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商务市场的多元化将广泛铺开。
“‘非中心’目前所认购的企业，不但是涉及IT业、文化产业，还有一些公司的北京总部或公司总部，以及研发中心、北京代表处，各种的功能都有，体现了很强的综合性。”王永红说。从“非中心”取得的销售业绩可见，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对这种商务花园的需求是大量存在的。
“一些企业会需要比较好的办公环境，特别是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创意产业，它尤其需要好的办公环境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王永红说，“商务花园这种物业形态考虑得更多的是人的因素，只有创造更新发明才会推动生产力，无论是从物业形态来说还是产业经济来说，这样的产品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的。”
王永红说：“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城市规划的发展，在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作为开发商，我们理应承担更多的宏观使命和责任，对城市的规划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非中心项目将成为北京的地标性建筑群。”
地产VS创意 伟大的共谋
《新经济导刊》：约翰·霍金斯先生，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在业界的主要经历，特别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更多地专注于创意以及创意管理？
约翰·霍金斯（国际创意产业著名专家、被誉为“创意产业之父”）：我从事影视业已有30多年，其间曾在包括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工作过。1981年至1996年之间，我供职于时代华纳，主要负责创建各式公司以制作和传播影视节目；此外，在我担任国际通讯协会执行董事期间则主要负责技术和法规的全球政策层面研究与咨询。
“我之所以会投身于创意和创意经济，那是因为我坚信创意想象是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和别人分享我们的创意想象，也正是这创意想象引领着世界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新经济导刊》：听说王总在做非中心这个项目之前，特意对国外的创意产业进行了考察，作为一个地产商人，你为什么如此钟情创意产业？
王永红（中弘集团总裁，中国创意产业一线实业家）：一是我这个人本身骨子里有一种“创新”的基因，另外，目前企业和社会各界对创意产业热情高涨。作为房地产企业如何抓住创意产业这一次历史时刻的机遇，吸引创意产业类型客户的入驻，并在后期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保持强劲势头，也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
《新经济导刊》：今天在中国从事创意产业的人们，大都还不大清楚创意产业是怎么回事，尽管他们从事的行业属于创意行业。目前企业和社会各界对创意产业的目前发展状况、政府导向、总体规划、区域资源、优惠政策等尚缺乏了解，到底什么才是“创意”和“创意产业”？
王永红：创意产业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的直接现实。据有关资料显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国家，增长的速度更快，美国达14%，英国为12%。纵观全球，发达国家的众多创意产品、营销、服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潮，席卷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以各自独擅的取向、领域和方式迅速发展，展现了一幅创意产业全球蜂起的热烈景象。
我国也不例外，创意产业的旗帜随处可见。但创意产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需要一个总体规划，确定未来若干年发展的政策导向，完善和优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的环境，建设一批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创意产业基地及以创意为导向的中心集散地。
约翰·霍金斯：创意就是用不同的视角或方法来看待问题，以一种你感兴趣的方式来看待问题，而不管规则是怎么说的或者别人又是怎么说的。
通常来说，创意符合以下四个标准，那就是：个性化、原创、有意义以及有用。根据这样四个标准，画一幅油画，设计一个小器具，制定一个解决交通拥堵的方案，或者提出一项帮助黑人和少数民族充分融入当今经济发展的计划，这些都是属于创意的范畴，因为它们都包含着创意想象的运用，其背后所发生的人脑运作过程是相同的。
当然，这种创意是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的，除非这个创意能够引出并增强某种商业价值。
“创意产业”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澳大利亚。“创意产业”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工艺、设计、时装、出版、研发、电影录像、电视广播、交互式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摄影、软件、电脑服务等等。这个清单是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和认可的，其中所涉及的产业大多以艺术为基础。此外，我认为科学和其它非艺术产业也可归于其中。就我目前看来，我们应该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和眼光来界定和理解“创意产业”。
《新经济导刊》：房地产业与创意产业有什么样的关系？
王永红：随着人们对创意产业的了解，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去淘得创意产业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讲，创意产业可以带动经济架构的改变，进而引发城市规划、区域经济、产业模块的变化，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就目前房地产市场而言，已经有部分房地产项目以创意产业为导向，进行项目定位。随着项目的完成及推介，一批以创意产业为龙头的创意产业基地将建成。可以预见的是，这必将带动新一轮的企业聚集，并形成以产业为核心的特色区域。
约翰·霍金斯：“房地产业貌似与创意‘绝缘’，但是，如果你试着用创新的视角来看待和探索房地产业，你将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从某种角度而言，创意与房地产行业有天然的内在联系。”
《新经济导刊》：创意产业发展会给房地产市场产生的巨大影响,房地产企业如何抓住创意产业这一历史机遇？
王永红：写字楼现在一定程度上已变成智力的生产场所，比如广告公司和软件公司最明显，如果环境出现问题，对着电脑也是坐了一下午，你跑去问方案出来了？没有出来，为什么？没有灵感。你问他为什么没有灵感？他会说，让我有灵感得需要环境好。所以，当我们用集约方式善待员工脑力资源的时候，这时候标志着我们的写字楼，即使不能说是到了创意时代，但至少越来越重视创意含量。从这个角度而言，房地产企业迎来来了发展机遇，但要抓住机遇还得尚需确立项目的定位，这也是我们在做非中心之初，到国外多次考察的目的。
《新经济导刊》：在这新兴的创意经济中，知识产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种角色与其在工业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何不同？
约翰·霍金斯：知识产权是创意经济的货币。它在创意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远比其在工业经济中的角色要重要得多。
在过去的工业经济时代，人们需要知道的主要是原材料和合同法；而现在，人们需要知道的则变成了知识产权和合同法。其需要处理的问题无非是“我如何运作；如何向他人销售产品。”就此而言，合同法只是我们所做事情的外在伞形框架，而真正处于创意经济核心位置的则是知识产权。
(行之知识产权咨询中心陈隽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不缺乏有创意的电影，但是缺乏有胆识的投资者和有创意的电影营销
张伟平 非常电影营销
本刊记者 薛童
在丽江举行的《千里走单骑》的首映式上，张艺谋说：“我是种萝卜的，而张伟平是卖萝卜的，但是现在萝卜不好卖。”这位中国最牛导演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电影市场一个真实的现状，的确，中国不缺乏有创意的电影，但是缺乏有胆识的投资者和有创意的电影营销。在电影市场遭遇电视、网络、新媒体的冲击下，很大程度上，卖萝卜的能力高低决定着一部影片票房的高低。
也正是因为此，作为张艺谋电影制片人的张伟平，在导演了一次次富有创意的电影营销后开始慢慢地从幕后走向台前，人们开始认识到，支持张艺谋以及他的电影始终走在中国电影前列的最大后盾是张伟平成功的商业运作，可以说张伟平是张艺谋电影品牌的缔造者。是他与张艺谋共同创造了中国电影业的一个个奇迹，二张组合似乎已经取代张艺谋成为中国的电影符号。
“如果说中国的导演缺乏商业头脑，那么张艺谋的成功就在于有国际化的商业头脑，尽管他不是商人；如果说中国投资人普遍缺乏想像力，那么张伟平的成功就在于有着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尽管他不是艺术家。”新画面影业公司发行总监高军对两张组合的评价可谓精辟。
有人说，如果中国有十个二张这样的组合，中国电影就有救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因为二张组合很难复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他们得到一些启发：做电影这样的创意产业，不是简单的资金加创意的组合，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和一时的热情，更需要一份执着和成熟的商业运作能力。
电影营销需要创意
张伟平投资电影，不是因为热爱电影，也不是因为看好电影这个产业，完全是一个偶然。1995年张艺谋和巩俐的突然分手，那些以前支持张艺谋影片的海外投资上对缺少了巩俐这个品牌的张艺谋没有了信心，张艺谋电影陷入困境，而这时和张艺谋有着六年私交的好友张伟平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向张艺谋投资。
“我认为既然是好朋友，不应该是酒肉朋友，更不应该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朋友，我觉得真正的朋友是在关键的时候必须出手解决问题的人。当时我跟艺谋已经是六年的挚友了，所以想都没想，我说我投，就这样投了。”张伟平当时也许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决定不仅从此改变了他自己的事业方向，也把中国电影市场化和商业化运作向前推了一大步。
因为没有投资电影的经验，张伟平2600万投资张艺谋第一部电影《有话好好说》亏损了1000多万。尽管这部影片没有赚到钱，但是却加深了张伟平对于电影的认识和对张艺谋的信心。“虽然钱上损失了一些，但是我对张艺谋倒更坚信了，我觉得他不光是中国最棒的导演，而且真的在电影上是个天才，虽然《有话好好说》这部片子不太成功，这个也不能完全归结于张艺谋，我认为是我缺乏海外的发行经验造成的。”
从失败中，张伟平开始意识到营销的重要，所以在紧接着投资的两部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中，因为加大了海外的发行的力度和成功的商业运作，再加上这两部影片都在国际上得了大奖，结果两部影片都赚钱了。
接下了，张伟平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冒险，决定投拍中国自己的商业大片《英雄》，投资超过两个亿，也是从这部影片开始张伟平展现了他在影片运作上天才般的商业头脑。
有人总结，张伟平投资的《英雄》开创了中国电影史四个第一：音像版权拍卖1780万天价，而此前的纪录不过一二十万；选择中国盗版策源地深圳首映并展开午夜禁盗版行动，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投入2000多万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盛大的首映式和包公务机在全国巡回宣传；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2.5亿的票房奇迹。
上千万的宣传投入怎么看都近乎疯狂，不过张伟平赌赢了，最终实实在在地收获了高票房。在张伟平随后投资的电影中，无论是大制作商业片《十面埋伏》还是小投入的文艺片《千里走单骑》，在营销上，从不吝啬，都是一掷千金。
也许你会认为，张伟平就是胆大，敢投入，其实不然，张伟平在商业运作上的成功，固然有资金作为后盾，但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张伟平不断创新的营销策略。张伟平从来不重复自己也不模仿别人。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发布会，张伟平也能搞出很多的花样，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几场新闻发布会，每一场都有特意策划的新闻热点：第一场抛出的话题是张艺谋与巩俐多年后再度合作；第三场，面对几个比较沉闷的演员，张伟平请来了当前最红的相声演员郭德刚上演了一场脱口秀，而这些所有的创意都源自张伟平本人。他告诉记者，“我把郭德刚请来，和他沟通，告诉他我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开场，怎么样的风格，怎样调动现场的气氛……”
张伟平深知，电影宣传的重要性，宣传创新的重要性，“一定要创新，制造话题，因为掌握话语权的媒体需要话题。”
逼出来的大手笔
张伟平说他自己是电影圈外人，也许正应了那句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就是这么一个圈外人恰恰最懂中国的电影市场。
因为受到电视、盗版DVD、网络还有居高不下的电影门票，以及美国大片等因素的影响，遭遇重重围攻的国产电影几乎被中国观众遗忘了，即便是像张艺谋这样的顶级导演的国际获奖影片，也很难把观众请进影院，他们会选择在家里看DVD。而在中国整个电影产业链还不是很成熟的状况下，没有票房，就意味着无法收回电影投资，所以张伟平在电影营销方面看似疯狂冒险的大投资其实也是一种应对疲软的中国电影市场的非常手段。所以这个投资是万万不能省的。而事实也证明了，张伟平每次大手笔和富有创意的营销宣传都为高票房提供了一种保障。在电影营销方面张伟平不仅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魄力，也体现了他非凡的商业智慧。
“在美国电影宣传不需要这样的运作，因为他们的电影市场很成熟，但是中国的观众已经不太习惯进电影院看电影了，所以必须采取非常的营销手段把观众带进影院。”
也正是基于对中国电影市场深刻的认识，张伟平才不按常规出牌，他对电影宣传的大投入和那些屡屡创新的营销手段，不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都是少见的。
张伟平清楚地知道，如果省了后期营销的3000万，那么前期的3个亿很可能就打了水漂，在这方面，张伟平真正体现出了一个商人的精明，因为他了解中国的电影市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后期宣传的投入对于影片票房的意义，“在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环境中，一个影片票房的保证，可以说百分之七十靠宣传营销，而影片本身只占百分之三十。”
完美搭档
中国电影市场可谓内外交困，新媒体的发展、国外大片的冲击、盗版市场的影响、电影产业链的不成熟等等，所有这些不利的制约因素都加大了投资电影的风险程度。
尽管张伟平已经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电影投资人，但是他对于电影市场依然不乐观。支撑张伟平投资电影的动力很简单，对张艺谋的信任，而不是对电影业的看好，所以我们看到张伟平的新画面影业公司只投资张艺谋一个导演的电影，同时，他也不热衷同业间的整合。对此，张伟平表示：“我为什么不投资其他导演，首先我的投资选择了最好的对象，张艺谋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又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导演，那我为什么不投最好的呢。如果是其他导演，第一风险大，第二我们之间没有那种坚实的信任基础，一个是投钱的一个是花钱的，肯定会有矛盾，所以我不做这种有矛盾的事。”
据说，张伟平和张艺谋合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红过脸，这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因为正如张伟平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是投钱的一个是花钱的，肯定会有矛盾。二张的合作之所以那么融洽，源自二人的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
张伟平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在拍《英雄》的时候，需要买大量的黄叶，当时的制片去谈的购买价是每袋45元，张艺谋听后觉得太贵，后来亲自去侃价，每袋比原来少了5元。”这件事让张伟平很感动，确实，一个大导演能够为这样的一个小事亲历亲为，对于投资人来说实在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当然，在与张伟平的合作中，张艺谋也是幸福的，作为投资人的张伟平从来不干涉影片创作的事情，而且出手很大方，“我从来不过问张艺谋拍片花钱的事，需要多少钱我就提供多少的支持，张艺谋也从来没有超出预算。”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这对搭档面对困难时的不离不弃，似乎任何艰难阻力都无法冲破他们彼此的信任。相信，我们还都记得当年《十面埋伏》所遭遇的空前舆论压力，各种非议几乎形成了一场批判张艺谋的运动，但是，这些都无法打击这对搭档的牢固阵营。张伟平力挺张艺谋，以强硬的态度对待所有批评者的挑衅，而张艺谋也从不吝啬用“最好”、“最优秀”之类的词语来赞扬对方。
对话张伟平
投资电影收获的是精神享受
尽管张伟平多次强调自己不懂电影，没有电影理想，但是在他谈及投资电影的收获时还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电影界摸爬滚打了多年后，张伟平已经带有深深的电影情结，张伟平在付出的同时，也收获了金钱之外更多的东西。
记者：你在投资电影之前，做房地产和航空食品，请问投资电影和以前你所从事的其他产业有什么不同？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伟平：最大的不同就是投资电影风险很大，最准确地讲电影本身就是风险投资，因为如果失败，你得到的就是几卷拷贝，而且它是一个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个亿的投资。但同时高风险也是高回报，做得好回报也很好，而且它是一个回款特别快的项目，没有一个行业像电影回款那么快的，比房地产还要快。
但它和房地产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房地产如果卖不出去，还留下一些房子和地，可以慢慢地卖、减价卖，最终是可以卖出去的，但是电影如果失败了就只留下拷贝，落价也没有用。
还有，做房地产收获的物质财富，是很单纯以赢利为目的，而做电影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享受。
这么多年来，我投资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和张艺谋一块干了几件让中国低迷的电影市场得以振兴的事情。我没有远大目标，我只立足眼前，我把每一部张艺谋的影片做好，每一部都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我觉得这就够了。 因为电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是电视永远无法取代的，就是我们现在拍的电影，比如《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英雄》，五十年以后拿出来照样打动人，这就是财富。我只要做一天就要做到最好、做到极致，而且只要是前面有人做过的事我就不做。我和张艺谋在这一点上特别像，他拍一个电影一定要做到极致，要求完美是我们俩一致的选择。
记者：你在投资了《英雄》和《十面埋伏》两部大片后，推出了文艺片《千里走单骑》，现在又开始投拍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请问，你今后的电影投资方向，你更看好那类影片？
张伟平：我们会继续投拍商业大片，因为中国电影要想崛起，在现阶段必须走商业大片的路，只有发展国产大片，才有竞争力，这是观众决定的，也是市场决定的。因为只有商业大片才有可能把观众带进电影院，观众进电影院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享受到在家里或者其他媒体不能享受到的视听感受，而如果是文艺片，那么大家就可能会选择在家里看DVD，因为在家里就能够满足对文艺片的欣赏需求。这就意味着投资文艺片一定是无法收回投资，即便是张艺谋拍的文艺片也只能勉强持平。
记者：张艺谋将会息影两年，你曾说过，你只投张艺谋的电影，那么在那期间，你和你的新画面影业公司计划做什么？
张伟平：这么多年来，投资电影，说实话，感觉很累，我也正好可以借此休息一下，另外和国外的一些电影同行也在谈很多的合作，可能会去看看。
《蓝猫淘气3000问》成功的市场运作，彻底改变了业内对国产动画片不懂商业运作的成见
蓝猫惊险一跃
本刊记者 周红玉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司长金德龙透露说，目前国内的动漫公司已经开始盈利了，其中的“蓝猫”系列动漫今年产值有可能达到1.2亿元。这样的数字对于所有关心中国动漫产业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
近些年来，作为创意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动漫产业，被国际市场公认为是全球最炙手可热的朝阳产业，2005年全球动漫产业的产值达到了2500亿美元。然而，面对能够带来如此巨大财富的动漫产业，国内的市场却一直没能很好启动。中国最老牌的动漫生产机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虽然生产了诸如《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哪吒闹海》等多部深受好评的动画电影，其动画形象也深入人心，但其掌门人却坦言，美影厂并不愿意多做动画，因为“做一部亏一部”。而国内目前已经生产和正在生产动画作品的百余家动漫企业中，也几乎没听说盈利的。
就在国内动漫市场大有被境外动漫“全面占领”的情况下，一部地道的国产系列动画片《蓝猫淘气3000问》，通过成功的市场运作，彻底改变了业内对国产动画片不懂商业运作的成见。目前，蓝猫的持有人三辰公司已拥有16大类、6600多品种的衍生产品，产品拥有包括美国在内的15个国家的海外版权，还有广告、品牌图书及光盘等多个盈利点。经济学里说：从产品到商品，是惊险的一跃。而“蓝猫通过一系列的商业运作，已经成为率先完成这“惊险一跃”的国产动漫片代表。
开发衍生产品
也是在第二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一台名叫“蓝猫小尖子”的学习机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和家长的注意，在三辰卡通集团的授权下，专门从事娱乐软件开发的东升集团推出了新一代的家用电视学习机产品——蓝猫小尖子学习机。东升集团CEO尤晓霜表示，“蓝猫有很好的形象基础和发展优势，我们希望通过‘蓝猫’打开国内市场。” 据尤晓霜介绍，国外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动漫生态产业链，虽然国内的动漫产业与他们相比还有差距，但是这个距离现在正在一步步拉近。
而这种凭借“蓝猫”形象授权开发动漫衍生产品的运作模式，正是三辰卡通集团立足于市场的关键所在。有数据统计显示，动漫衍生产品创造的商业价值占到动漫产业全部盈利的70%。而在衍生产品的开发中，国内成功的典范就是“蓝猫”。
“我们通过艺术生产流水线和现代产业供应链的对接，规模化制作生产，借助电视播出和版权输出，创造形象和品牌影响力，用文化品牌整合产业，逐步打造一条以动漫形象为龙头、跨行业的艺术形象～品牌商标～生产供应～整合营销的产业生态链。” 三辰卡通集团董事长孙文华这样表示。
凡是了解动画业的人都知道，动画制作是一个投入特别大的行业。一般来说，每分钟的制作费用为1.5～3万元之间。而一部10分钟的动画片在电视台播放一次，只能卖到100元左右。因此，长期以来，动画制作只能依赖于国家的投入，这使得动画业的发展较为缓慢。
而作为民营资本涉足动画制作的三辰集团显然不能再走国家投入的老路，为了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源，三辰集团利用“蓝猫”这一品牌，先后开发了一系列衍生品，其中包括VCD、图书、文具、钟表、服装、鞋帽、自行车等。最高峰时，蓝猫的衍生产品达到17个大类6600多种，全国专卖店有2400家，产业销售收入超过20亿元，是其投资成本的22倍。
《蓝猫淘气3000问》的前总导演王宏在回忆起“蓝猫”的成长经历时表示，“1999年时，我们把片子拿到北京台进行免费播出，没办法，当时美国、日本把在国内已经是很老的片子拿到中国收很低的版权费，要想和他们竞争我就干脆白送，利用电视台给我的每天45秒的跟片广告时间，我们天天打招商广告。”
王宏说，当播到210集的时候，《蓝猫》吸引了娃哈哈的跟片广告，240集的时候得到了招商银行的投资，到了260集、300集的时候就有新加坡的天乐文具公司和香港上市公司德发服装集团希望与三辰合作生产“蓝猫”品牌的衍生工业品。
从跟片广告到衍生品的开发，“蓝猫”走过的动漫产业化之路，也正是国际上最典型的动漫产业运作模式。曾专程前往日本考察动漫产业发展的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金德龙说，国际惯例显示，动漫产业并不单靠出售播出版权赚钱。他说，在日本和欧美许多国家，影视播出的版权收益大概只占到制作成本的20%。动漫产业最大的盈利点，不在销售影视版权，而在衍生产品的开放和生产。谁的衍生产品开发成功，谁就掘到了源源不断生产财富的“金矿”。
断开的产业链条
依靠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三辰卡通集团在没有任何国家基金扶持的情况下，不仅维持了企业的正常发展，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孙文华曾表示，“动漫片的版权和品牌形象专有权可以多领域长期使用，几乎不用折旧，行业空间越大，使用时间越长，成本就摊得越薄，而品牌形象的授权收入将成倍递增。”根据三辰卡通官方网站自己的统计，从2001年底三辰开始授权生产蓝猫系列儿童用品，目前已经拥有了几十家冠名蓝猫的企业，产品也涉及几十个领域，个别领域甚至一下子有好几个“蓝猫”。
然而就在蓝猫衍生产品开发进行得如火如荼时，2004年年底，传出了曾经火爆一时的北京蓝猫保健品有限公司，因为产品不合格并欠下经销商货款而被法院查封的消息。事情发生之后，公众很自然地把目光对准了它的大股东三辰卡通。
有业内人士在分析蓝猫保健品事件时表示，这主要是由于蓝猫的超速发展造成的，同时因为涉足过多的领域和产品，三辰集团的精力也被严重分散，企业内部也难以提供适合多种行业的投资和管理人才。这样快的扩张速度，在挑选合作伙伴方面也就必然缺乏耐心和细心，难免会出现类似蓝猫保健品事件的案例，而这样的株连事件如果再发生几次，那么整个蓝猫品牌都会受到打击。
但同时也有专家分析认为，蓝猫这种迅速扩张、四面出击的做法，主要还是想通过快速扩张获得丰厚回报，降低了自己的风险和成本。因为除了依靠开发衍生产品，他们几乎没有别的收入。
在国际动漫市场上，动漫片的收入来源主要三种方式，电视台播出或电影票房、音像出版、衍生品开发。然而，目前国内的现实情况是，除了衍生品开发外，前面两项几乎不能给动漫制作公司带来任何收入。
目前国产动画片制作成本约为每分钟1.5～3万元，而播出价每集仅十元到几百元，形成明显的倒挂。三辰卡通媒介主管聂金星表示：“一些国外动画机构低价倾销或无偿提供动画片，对国内仅有的播出时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多年来，国内电视台习惯了低价或无偿播放动画片，并不愿意出高价来购买动画。”因此，动漫制作公司想要通过向电视台卖片子来获得利润，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电视台播出外，动漫片的音像出版也是获得利润的一大来源。但在这个市场上“蓝猫”的实践并不成功，仅2004年，盗版蓝猫VCD、DVD的假冒署名出版社就达20家之多，盗版蓝猫音像制品占市场的90％以上，每年各类盗版蓝猫产品的销售额估计超过50亿元人民币。
2005年3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认定，陕西某音像出版社的《淘气猫三千问》侵犯了三辰集团的《蓝猫淘气3000问》著作权，淘气猫被判停止发行，并赔偿三辰集团经济损失23万元。不过据三辰公司知识产权办公室徐浩律师介绍，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对打假或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并不健全，经济重罚、重赔和刑事处罚均不到位。有的地方对几家售假商不论缴获的假货数量和其他情节，一律做出相同的300元处罚决定。几天后，依然有许多假冒蓝猫在卖。对他们来说，300元根本起不到惩罚作用。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聂金星表示，“没办法，国内的动画产业链条是断开的。”的确，除了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外，动漫制作公司还亟需健全的播出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只有把这几个层面的盈利点全部调动起来，才能建立起完整的动漫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