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国家战略中的文化的跃升

文化走向国家发展政策的中心

文化创意的理念已经日益作为资本出现于当代社会现实中，这种认识改变了传统的资本理念，将文化引向了国家发展政策的中心。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经济和社会的中心问题将越来越关注怎样激励革新，怎样将一个文化创意理念的独创性转变为文化生产力，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实践。这就对各国各级政府提出了理念认识、政策制定、总体策划和具体部署等不同层面的要求。政府需要对文化、科技、网络等进行高层次的全面改革和整合。

一、文化创意的经济价值提高了文化的资产评估价值，增加了创意理念与创意形式的广泛社会影响力，也对文化创意的传播方式与传播途径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这是公共政策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它要求人们建立一个能够周密地进行平衡的信息与革新的产权体系，以便创作者和开发者能够因创意理念（因版权）的制作及其产业化、商品化而得到回报。这一切依赖于公共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展开和升级。如果没有广阔而拓展的公共领域，新知识就无法生成更多的新知识，因此就会限制人们参与创意理念的制作和分销，而且会无情地阻碍整个经济的革新步伐（参见温彻利，2000a，1998b）。这充分说明，一个善于正确地将文化产品产权的“公平使用”加以平衡的国家在创意理念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也无法预料的高潮，这能使它在信息社会中占据竞争的优势地位。

二、创意企业的财政基础，例如资本市场，也必须通过政策而转移到支持多样化和非制度化的轨道上来。

在创意经济体制中，比如说企业家为创意理念进行投资而申请的小额贷款，对于贷方和借方来说都意味着较低的风险，而且可以考虑进行实验及广泛的参与。银行贷款、在公共股票市场上筹集的资金，以及支持创意发展的风险资本基金，一般只能惠顾一小部分企业，而小额贷款却可以给大多数企业提供一个股本，用资金来支持它们在创意经济体制中创造新的理念和表现形式。

三、创造性劳动者对于城市和地区的活力以及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个鼓励人们参与创意的知识社会所面临的首当其冲的挑战是它需要围绕着知识的传播而重新调整国家对待创意的总体政策。由于文化和创意资源在经济活动中日趋重要，每个国家都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教育体系的知识结构上来。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教育，不是为了像过去工业经济时代那样来培养一支标准化的劳动大军，而是为了给创意经济培养一支高度知识化的人才队伍。过去只要具备了基本的读写能力，再加上模仿地学习，就足以应付流水装配线、车间或桌面办公系统终端的指令，但今天如果仍然这样，就根本无法达到当今创意社会的要求。只有基础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教育过程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培养跨学科的、独立思考的高智商和创意能力，并且要从学前教育一直延续到研究生院。在各国都开始将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与基于创意资本的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出现一场旨在增加课堂知识含金量以及重塑艺术、人文和理科之间知识衔接关系的国际性竞赛。“这些高级技能将会推动和提高独立的判断力、创意能力与想象能力的结合、科学知识、技术培训、学术和批判思想、艺术与理科之间的跨学科知识，以及为创建从个人简历、文化创意到商业头脑的新知识而从事研究活动的经验”。

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各种社会关系，并使文化政策成为确保社会坚持创意和革新的前提。这导致了下一个政策问题的出现：为了策划具体的积极行动，怎样才能重新阐明我们获得创造力的方法。这需要从政策的立场来详细说明“文化”的意义，以及我们会怎样定义国际和多边体系的文化“问题”的界限。应当将信息社会的文化和创意问题与文化产品的制作、分销及开发的管理政策联系起来，它是一种具有重要国内和国际意义的方法。